1971年，我国投掷第一颗实战氢弹，然而，当飞行员杨国祥按下投掷按钮时，氢弹竟然没有动静！紧急关头，领导下令：弃机跳伞，然而杨国祥一个举动，竟然挽救了我国几十亿的损失……
1956年10月，在河北杨村的一场全军大比武中，来自空五师的飞行员杨国祥代表沈阳军区参加了由彭德怀元帅主持的空军大比武。
那场比武的规格之高，参赛飞行员的素质之强，都是空军历史上少见的。五位元帅和一百多位将军现场观摩检阅，而杨国祥就在这样的顶级舞台上，击败了众多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的对手，一举夺得全国空军比赛第一名。
这个成绩意味着什么？
空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全军大比武冠军的彝族飞行员由此诞生。杨国祥从一个云南深山走出来的彝族小伙，硬生生用实力向全国证明了自己。
那之后，全国报刊杂志争相报导他的事迹，"彝族之鹰"的名号从此传遍各地。
但名声只是外壳。真正改变杨国祥人生轨迹的，是后来的一项特殊任务。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三年后又研制出了氢弹。
从原子弹到氢弹，我国仅用2年8个月，这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堪称奇迹。
可问题随之而来——氢弹造出来了，怎么才能真正用起来？导弹技术还跟不上，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战机来运载和投掷。
二机部九院的核工业科研人员陈幼玲两次找到杨国祥商量这事。杨国祥根据自己十多年的飞行经验，直言不讳地建议采用国产新研制的强-5战机。
这个建议最终得到上级批准，周恩来总理也为此点了头。1965年，空军党委正式任命杨国祥为强-5战机的主试飞员和试飞改进领导小组组长，他被派往河北沧州参加这项研制工作。
接下来的三年，杨国祥干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高风险试飞。
200多架次，他在空中完成了上百个艰难复杂的课目试验。强-5的机身结构、动力系统、投弹装置，每一个环节杨国祥都得从头学、从头摸索。
他和科研人员一起解决了8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试飞工作完成后，杨国祥写给空军党委的报告最终促成了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批准了生产250架强-5战机的计划。
等到1969年强-5战机正式定型时，杨国祥早已是这款飞机最熟悉的人。针对投掷氢弹这个特殊任务，他又提出了一套创新的方案——采取低空、高速、上仰甩投的投弹办法。
这个方案最初引起了争议，有些领导觉得太冒险。但当杨国祥的详细汇报提交到北京，空军的高层听了他的理由和测算数据，最终肯定了这个方案，认为它具有战略眼光。
1970年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杨国祥为投掷氢弹的主飞行员。接下来一年多的训练，杨国祥投了150多枚模拟弹，沿着投掷航线往返练习180次。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基地把他列为国家级看护对象——不能和家人联系，连打篮球跑步都被禁止，医生每天测量他的身体数据。
1971年12月30日中午12点20分，一切都准备好了。
杨国祥驾驶着装载数万吨当量氢弹的强-5甲战机从西北核试验基地起飞，向300公里外的罗布泊靶场飞去。地面的一万多名军人和科技工作者屏息等待。
飞到靶标上空，杨国祥按照规程完成了所有投掷前的准备：拉起机头，上仰45度。他用力按下了投弹电钮。
飞机应该震动，氢弹应该脱离——这是正常的反应。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杨国祥的心咯噔一下。他绕圈重新进入，再按一次，还是没动静。第三次，结果依然。
油量表开始变得紧张。塔台指挥员宋占元根据预案发出了命令："立即跳伞！"这是规定的做法——当投掷系统失败，飞行员应该飞往无人区弃机跳伞，让飞机带核弹坠毁在沙漠。
但杨国祥没有拉动弹射座椅。他在无线电里说出了三句话："我已采取带弹保险措施；我要千方百计把氢弹平安带回去；实在带不回去，我一定到沙漠里处理。"
这个请求层层上报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守在电话机旁，听完汇报后只说了一句话："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随即，周总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基地所有人员撤入地下掩体，只留塔台指挥员。一万多条生命被托付给了杨国祥和他的技术。
杨国祥开始盘旋减速，对准跑道缓缓下降。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极限。转弯、降速、压低机头。飞机在跑道尽头前三十米处停了下来。那颗氢弹完好无损地挂在机腹下。
事后查明，推送装置的电路接口因为温度变化结了薄霜，导致短路。一个毫厘的故障，差点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八天后，1972年1月7日，故障排除，杨国祥再次升空。那天罗布泊风雪交加，能见度极差。杨国祥说了一句："下刀子也得干。"
这一次，氢弹按计划脱离。
32秒后，一朵蘑菇云在戈壁腾起。中国的核实战能力由此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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